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在你还站在田埂上，拄着锄头，抬头仰望天际流云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过，你会在某一年的冬天，在一个海滨城市，在那个下午，你遇见一个人？你会不会在不停地打字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一个人在南方、北方的城市奔波劳碌汗如雨下的时候，想到，你会在未来的某一个秋天，你见证了一场幻象？

那是冬天，一年年末，奔波千里的你在下午的阳光里见到了她。如果那时候有命运，那命运一定在天高云淡之中住着。你不明就里，微笑上前。谁都没告诉你么，但曾相见，便会相知。但曾相逢，必有相离。谁也不能许你一个永久。

从此，"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但你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

作为诗人的仓央嘉措上师，你是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没有了离别与苦痛。

就让我也虔诚一次，双手合十，满天的神佛，请赋我不悔之心，即使能真有月光宝盒，我还是会微笑上前，与她相识，与她分担所有的愁苦。

"当你忘记我的时候，你才需要我的祝福。而在这之前，我将吝于祝福。"

没有任何征兆，"情"这一个字占领了我们额头。仰望的时候不无谨慎以及悲伤。

这两天开始回望自己过去写下的文字，不时的感叹，不时的忆及那些属于我或不属于我的片段，甚至有些怀疑那是不是之前的自己。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堪称神奇的过去，值得颂扬的勇气。

今天下乡的时候坐在车上，听着MP3里的歌声不停的肆虐在心间，看着窗外不断飞过眼帘的风景，仿佛是回到了一部旧电影中去。电影中，我是主角，前尘往事，都在音乐和风景中擦出火花，烙下印记。我虚构一个自己出来，与自己对话。

是的，故事应该这样说：年轻时候的我，是个多情的人。他的情多得无处可倾。甚至说，他爱这个世界的几乎任何东西。他爱那个路过的女子，爱那些孩子，爱那些踯躅的路人，爱那些相互搀扶的人们。相对应地，他必然爱那个女子柔软而温暖的怀抱，爱孩子美好而清澈的眼睛，爱那踯躅的路人额头上的焦灼，爱那些搀扶着的人们的微不可察的温柔。他只觉得这个世界都在心胸里翻腾着。这是否可以称之为情。情人的情，爱情的情，亲情的情，无情的情。另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是，当你爱很多个女子的时候，其实你不爱其中的任意一个。然而剧中的主角不是。他爱过很多人，很多女孩、女子、女人。他踯躅在街道上，理解那些路人额头上的焦灼，也明白那独自行走的孤单。所以，随时地，他想带走街道上的一个美好的女子。他们回家，一起生活。这是否可以称之为情？多情的情。他爱，所以，他会痛。很孤单的时候会痛，看到有人无助的时候会痛，看到一个单独的老人在艰难行走的时候会痛--因为这一切，他终将承受。他的身体和心灵在旁人那里得到成长，并随其老去。那些爱与恨，甜与苦，快乐与痛楚，他感同身受。

可是故事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就不成为故事。总有烦琐的世事将他的爱掳去--或者是他爱得不够坚定。他不停的被打断，不停的被嗤笑、嘲笑、误解、误会甚至鄙夷。同样地，他也开始自己反省自己，也开始嘲笑自己。这所谓的多情，是否就是无情的另一个代名词？这是非难分的时刻，他选择沉默。

是的。选择沉默。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从滔滔不绝的对生活发表自己的想法到对一切失去语言。人生的进程，是否就是一个逐渐失语的过程？

这日子与之前并无多大区别。而他只是不会再轻易对生活的一切说爱。比如，我爱你，生活；我爱你，某样东西。他变得谨慎，节约，甚至抠门。这时候，正如人所愿--对，你就应该这样，什么都不能过多。情也是这样的。你顺着众人的意旨--或者是你自身的意旨--活下去。你面带沉默的表情，掩盖了一切情绪。那女子、路人，都只是你生活中或有或无的一部分而已。

是的，我无法说这么多了。不轻易说出这一个字：爱。

多情者，总被雨打风吹。为遮风避雨，遂无情。是而，多情，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朋友，单身女子大抵都会遇见过这样的女朋友。那就是：非常重视女性友谊的朋友。

虽然女性之间的友谊总是存在各种“可商榷”的理由，并且很容易就因为男人们的介入导致变质，但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需要有一个同性知己、两个闺蜜、一群玩伴。理由是女人之间的话题你永远别想着可以拿出来和男人们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我另外一个已婚很久的女朋友说，当你结婚那么多年以后，跟老公也只剩下好好过日子教育孩子的时候，女朋友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

我这里说的那个女朋友很显然是非常看重同性友谊的。就好像那句著名的“女子之间要相亲相爱”一样。她骨子里大概是认为爱情不过是一种激情，而同性友谊才能沉淀得天长地久。所以在她身上你绝对看不到重色轻友事件发生，以及她更喜欢和一大群姑娘们一起玩耍，姐妹相称，假如有谁失恋了或心情不好，她绝对是最知心的大姐并且会一直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光。——当然，她也是闲的。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到现在也没找到自己的男人呢。

她总是说“只有女人才会真正懂得女人”之类的话，还有“单身女子应该彼此相爱互相照拂”之类的总之让人听得很温暖的话。可是，其他姑娘时间久了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毕竟自己还是要找男朋友的吧？总和闺蜜在一起谈文艺谈内心也太耽误事儿了！她们最后发现和这个朋友变成了很奇怪的关系：离开她的时候是尽情享受爱情甜蜜的时候，只有谁失恋了痛苦了才会和她在一起。所以她身边的女朋友们总是来了又去。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姑娘一声断喝，大家才醍醐灌顶：你们这些单身女子成天喊着要找男朋友，可是还成天混在一起，这不是互相耽误嘛！蠢不蠢啊你们，一群如花似玉正当好年华的姑娘们抱团相亲相爱这是要干嘛？！还不分头去恋爱！

这时候大家才觉得哪里是不对劲儿的。那就是女人很容易放大某种感情，有一种是没了爱情和男人就要死要活的，还有一种是以为姐妹情谊可以远远重过爱情的。其实你细想想，哪个姑娘年轻时还没说过几句蠢话呢？比如畅想“我们的男朋友一定要对方也喜欢哟”、“将来我们把房子买在隔壁吧这样可以一直在一起”、“要不让我们的儿女成一对情侣吧”这样的话。等真有了男友老公结婚成家之后也不过就是一笑，早就忘了当年的约定。这只不过是年少记忆中一个温馨的场景，可是要是现在还在当真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有点蠢？

有一天，几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按惯例相聚，我那个朋友张口便说“将来我们真的嫁不出去的话就一起凑钱买房子吧！我们可以到老都一起生活呢！”而在场的其他人想象了一下，都被吓住了。

 

在那个不属于我的80年代，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抑或是大陆，涌现出许多灿若星辰的音乐人。也是在这个一再被歌唱的年代，青年人们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各种艺术蒸蒸日上：文学、音乐、绘画，等等。然而我不能将整个80年代归结为一个好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还是产生了好的音乐。比如，你现在可能找不到的这张专辑《我们－作曲家的故事》。当然，你也可能不知道这些名字：陈复明、梁弘志（已于2004年去世，他所写的《恰似你的温柔》让蔡琴一夜成名）、曹俊鸿、钮大可、陈志远。不过，这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听一听这张出版于1986年的音乐--即使时间过了20多年，这样的音乐依然显得那么真诚，或者说，很难有人出其右。

时间像很多诗歌写的那样：是最好的试验剂、最好的磨刀石。要看一件东西的珍贵，真得过上几年、十年、几十年再去看。这样一比，很多东西忽然就黯然失色了。所以，我们只好暗叹，还有什么能敌得过时间？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东西可以敌得过时间，但至少音乐是如此。你看，即使经过24年，这一张专辑唱起来依旧适合现时的各种青春。不管你玩儿的朋克、Funk还是Fuck，谁不曾在黑暗中迷失过？除非你是官二代，含着铁饭碗出世，要不你怎么会感受不到"一切都希望都离你而去"。如果你真的没感受过绝望？真抱歉，你可能来自火星，或者你有的只是一个残缺的生命历程。

在现时众多的歌中（或者我应该直呼其名：口水歌），用吴宁越在某次演唱中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歌，写得真他妈的恶俗。当时听到这句就忍不住击桌大呼：不能同意更多。因此，有时候我庆幸自己生得早一点，可以在奔三的时候，点击几下，就可以抽出一张可以称为音乐的专辑来听听，比如罗大佑、陈升、李宗盛、崔健，或者这一张《我们》，然后抚摸着胸毛或者腿毛，慨叹青春远逝，再偷偷发个短信，和旧情人调调情。同样，即使到了奔四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听着罗大佑陈升李宗盛崔健。而当我奔四的时候，现时的九零后们大概也奔三了，有时候我就想，他们所能想起的是口齿不清的周杰伦抑或是"那一夜，你上了我"诸如此类。

因而，于我来说，好音乐的标准就是，即使过了20多年，依然可以拿出来听，而且，重要的是，听的时候依然觉得于我心常有戚戚，听起来依然还能扣动自己的心弦。

所以，我允许你嘲笑我已经步入大叔的行列，进入齐天大剩的阶段，我依然可以听着诸如"经过我吧，用你原来的心情，把虚伪的行李丢弃。经过我吧，用你暗藏的热情，在我心底过境休息。 为何不敢，放声哭泣？在黑暗里 你独自叹息"（《经过》）这样的歌词而感到一种悸动，感受到一种节拍。时间飞快，仿佛拨回24年前一样，现时的我可以感受到1986年那群青年人的悸动和激越、忧伤和乐观。

独自坐在室内，好几天没刮胡子，托着腮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种扎手。我期待可以在某一天，轻抚胸毛，对着你--我亲爱的姑娘--说，经过我吧，你是夜里的风铃，我在倾听。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样的句子多么美，乃至隔着千百年之后的月亮回望，想念着天各一方的情人，无论是悠远的时光，还是遥远的分离，好歹，都在同一轮明月之下。轻轻怀想“情人”这个词汇，有一种柔软又莫名的情绪缓缓升腾。

情人，也许就是天下有情之人吧。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有结果，或许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也许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若没有赶上不早不晚刚刚好相遇的时候，很多爱情都会变成遗恨。但，情谊还是在的。那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痕迹，是小脆弱，大柔软，是不可言说的人生体验，是庸常生活之外的不平凡。

湄公河畔若有若无的水汽蒸腾，一个苍白又美丽的背影，被岁月摧残到支离破碎的颜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部《情人》，讲尽了天下美好但伤感惆怅的情怀，带着另外一种不动声色的冷漠与残酷。这就是我想起“情人”这个词，所体会到的美好与人生的无奈。这是一种不需要定义的情感，也是一种能让你依然觉得活着温暖的人间关系。

可是，很显然，这个词汇在这种世道中已经损毁严重。再也不是“天下有情人”的混沌含义，直接指向了一种暧昧的不合法的关系。在当下，情人代表着婚外恋人、小三、姘头、偷偷摸摸的不正当关系。提起来人们都会含义不明的笑。圣瓦伦丁节被粗暴的翻译成“情人节”，然后就慢慢变成了偷情人的节日。你看，从“有情人”到“偷情人”，心中那些细碎微小的部分，轰然倒塌。

继“小姐”这个词已经被完全毁坏掉之后，“同志”也再不是志同道合的象征。接着朝下数，有关亲戚的词汇都被毁得差不多了，从大姨妈到二大爷……那个词都能引起粗鄙的共鸣和不怀好意的微笑。是，社会在发展，很多词已经死亡然后重生，它们不再是从前的意思，就好像代表着光明的“囧”字如今已经象形化变成一张尴尬而哭的脸型。于是“情人“让你联想到的也不再是那种柔情缠绕的心情，而是法定或正常关系外另一种贪心和不道德的关系。

当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词汇的当下含义之时，那种古典的温婉情怀确定以及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怨不得任何人，是人心变了。柳永笔下的“有时魂梦断，半窗残月，透帘穿户。去年今夜，扇儿扇我，情人何处？”所代表的滴滴相思，处处念旧，曾经多么让人不忍卒读，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始乱终弃的第三者插足的故事。君不见何止情人两字，连“红颜知己”这个更诗意的名词，如今也变了滋味，简直就是连名分都没有的情人，连不正当关系都不配拥有。

可世事如棋，天道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美好的情人，在如今，也需要一张结婚证来作为圆满美好的盖棺论定的依据了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件特别奇妙的事。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争端不断，棱角激烈碰撞，撞着撞着倒擦出爱的火花，激情四射起来；有时候平静妥当，用个时髦的词叫“岁月安好”，可一转眼便心如死灰、人去楼空的例子也有的是。总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公理定律可严格依循，看再多的星座血型、周易八卦，也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这种或那种的特例，把生活调剂的起伏跌宕，甚至多彩多姿。
　　
　　马俪文编导的电影《我们俩》就是个讲述人与人之间奇妙关系的故事。
　　
　　在北京求学的外地学生小马刚搬入孤寡老太太四合院中搭建的小平房时，人艺老演员金雅琴饰演的这位“骑过马、扛过枪、抽过大烟”的精明老太太看上去可真像个动画片里的邪恶老巫婆。扮演小马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图片摄影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宫哲，一双眼睛清澈得像两汪甘冽的泉水，那股毫无表演经历的笨拙与质朴使小马这个人物与见多识广的“老巫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处处打压，一个斗志斗勇，甭管是精还是傻，总之各有各的算计，各有各的心眼儿，你来我往斗得热闹极了，观众看得也不亦乐乎。
　　
　　我非常喜欢电影对这两个人物不加解释的片段展示手法。小马究竟是在哪上学，学什么？故事没交代；但我们看到她风风火火地跑进跑出，她拍摄老太太生活的一天交学校作业，她穿着京剧花旦插满彩旗的行头骑着自行车回家。小马话也不多，但她上房掏鸟蛋，调皮地非要给老太太屋子“装修”，贴了一整墙花花绿绿的美女海报。我对她的生活细节和性格特色只能猜测，只能把这些非常有限的碎片拼凑起来，尝试着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可这份好奇的心思一活动，就难免不会喜欢上她，记挂着她，希望她在这个小四合院里的简单生活继续行进下去，希望这个小世界的大门永远开启。
　　
　　关系另一头的“老巫婆”也是碎片式的：她的领养女儿为什么很少来看她？她跟邻居老太太的关系为什么那么亲密？她的孙子和贵州姑娘又是怎样一段故事？最令人好奇的当然还是她与小马的关系：这个最开始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的精明老太太怎么就能容忍后来小马在她屋子里“招摇过市”呢？小马到底做了什么，竟让老太太拉着她的手，久久不舍得松开？
　　
　　也许，小马像老太太年轻时的自己？有点鲁莽，有点委屈，但更多的是青春的无所畏惧，是欢欣地发出光来的年轻岁月。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这青春的光也总能穿透四季，照亮人生里所有的阴暗角落，让回忆升温，给日子取暖。
　　
　　或者，小马填补了老太太空旷小院里一直缺乏的家庭关系？陌生人之间永远是客气而隔阂的，但小马会跟她理论、吵架，会用笑容撒娇，会把平淡生活装扮得五彩缤纷。对老太太来说，也许小马的存在早已超越了1+1=2，她代表了一种家庭关系的可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亲情的弥补。
　　
　　但也许，老太太只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倔脾气，她面对世界的唯一方法就是披挂全身甲胄，先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小马的稚嫩、莽撞跟清澈恰好成为了打开这本硬皮书的钥匙。也许老太太自己都会意外，都不知道在已经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刻，心里依然还保有那么柔软而脆弱的一面，有滚烫的情意，有难舍的眷恋。
　　
　　这个简单的“我们俩”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支线，却有着很多种解释的可能，很多可猜想的空白。电影十分朴素，既没有花哨磅礴的摄影，也没有机智尖锐的对话。小小的青砖四合院古朴得简陋，唯一的点滴曲折都在人物的心底，展示出来的仅是碎片。可就是这一点点的吉光片羽，却让她们俩如同两本书，从一本读到另一本，从一页翻到下一页，暖、疼，说不清地流着眼泪。
　　
　　也许，有些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奇妙。只要安静地坐到屏幕前，他们的心便会像书页一样在人眼前慢慢摊开，让我们看到他们，也看到他们世界中折射的我们自己。

　　（一）
　　感谢这个夜晚，能和你一起度过。
　　
　　（二）
　　话剧落幕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我承认我被震撼了，不再忸怩作态，情不自禁的跟着鼓掌。
　　
　　我从来都是个羞于展示内心情感的人，每次文艺的时候都要像个劣迹斑斑的逃犯一样小心的捂藏着自己，害怕被不相干的人窥探到心底深处潜藏的忧伤，所以面对这种撕掉任何装B的遮羞布，赤裸裸的直面内心的情感表演，我只能既羞愧又感动。
　　
　　今夜，再次一点点的回味，一点点的理解，却又一点点的迷惘，一点点的失落。每一个片段闪回都是惊悸，每一句台词浮现都是怅然。
　　
　　我梦见每个人都在对我微笑，他们都在高谈阔论谈笑风声，我却止不住的发火；我梦见绝望的压抑如芒在背，安静的走在汹涌的人群里却依然狰狞地像一只独角的野兽；我梦见心爱的女孩总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埋头看书，我怎么望也望不到她的脸；我梦见自己忍无可忍的大声咆哮，可是怎么也叫不出声音，最后终于情不自禁的醒了。
　　
　　也许我们都只能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最隐秘的感受只能和自己分享。
　　
　　（三）
　　这个忧郁而又偏执的马路，自以为他的爱情和别人不同，自以为他爱的这个女人和所有的女人不一样。他动情地吟唱着“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 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 他悲伤地呢喃着“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他固执地嘶吼着“我不会离开你，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他愤怒地咆哮着“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他就像那头敏感的图拉，总是困囿在自己的世界里绝望而又倔强地散发着青春特有的力量。
　　
　　他说，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我疯狂的爱你，我向你献媚，我向你许诺，我海誓山盟，我能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如何的爱你，我默默忍受，饮泣而眠，我高声喊叫，我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人怜悯？我走入精神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了。
　　
　　他说，你是不同的，惟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你是纯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什么也污染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他说，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我想为你放弃一切，可我又没有什么可以放弃。
　　
　　他说，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只要有爱情。
　　
　　。。。。。。
　　
　　每一句对白都百感交集。
　　
　　也罢。
　　
　　年轻的某个时候，我们都曾经这样痴言妄语过，在爱情的漩涡里不自量力的对抗过，只是最后都软弱的败下阵来，然后淹死在那些茫茫人海里再无踪迹。就剩下这个困兽犹斗的马路，依然头破血流地矗立在舞台上，撩拨起每个人心底里最无奈的创痛。
　　
　　（四）
　　爱情不论来或者去，都总是会留下抹不去的伤痕。
　　
　　我们在爱情里时而唯唯诺诺，时而假扮清高，时而反反复复，时而佯装决绝，时而死皮赖脸，时而故作姿态。在一次次愚蠢的猜测中，却渐渐的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生活总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总是爱着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却又被我们不爱的人所爱着。就算彼此相爱也无法可以保证天长地久，总会有人带着微笑离开，有人带着泪水挽留。
　　
　　也许爱情从来都不该如此沉重，只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轻松。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会在怎样的状态下遇到自己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她就出现了，于是只好带着最大的诚意和她说再见，将遗憾永留心底，毕竟世事又岂能尽如人愿。
　　
　　对于爱情，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输给钱，容貌，地位，荣耀...我们只是输给时间。
　　
　　没有爱情的我们，只有氧气，可是却已经死了。
　　
　　（五）
　　谢幕的时候，马路的扮演者说“希望大家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坚持下去”。
　　
　　可是有谁来拯救这个忧郁而又偏执的马路？谁来拯救这个愤怒的文艺青年？我们可以走出戏外，那些还在戏中的人呢？
　　
　　面对我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你不爱我，这种世界上最无解的方程式，谁又能给出解救的钥匙？
　　
　　如果不像马路那般执着，我们都选择妥协和放弃，生活是不是更好一些？
　　
　　就像我这样，放下了，才能和你一起微笑着欣赏别人波涛汹涌的爱情戏剧？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像马路那样爱着你，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你会不会给坚持的人一个信仰爱情的机会？
　　
　　（六）
　　你们呢？是马路，还是明明，还是尘世里那些和爱情擦身而过的passenger？

阳光卫视说了什么？

钱钢

 

这是个气候无常的冬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内地许多电视观众发现，已收不到阳光卫视的节目。据悉阳光卫视经由官方渠道亚太六号卫星在内地的转播，已被有关部门中止（目前部分观众还能接收亚太三号卫星传输的讯号）。像这样一个并不直接从事新闻报道的人文类“小众”电视频道，何以遭此封杀？人们得不到确凿的信息。

我收看阳光多年。二〇〇八年，我发现了《论衡》。起初我对阳光卫视的这个谈话节目并不特别在意。看到阳光董事长陈平先生亲自开讲或主持，一时还不适应。二〇〇九年的一天，又偶然发现了《子夜》。它的一个话题称为一季，由多集构成，每集二十五分钟。逢周末，整周数小时谈话集束联播。迄今《子夜》已播出十季。这种巨型谈话节目十分罕见，其格局气魄，令我惊异。

从《论衡》到《子夜》，还有《阳光书坊》、历史节目《春秋》，我渐渐看出，阳光卫视在走一条独特的路。在继续向观众提供购自国外的历史文化类节目、自己制作的口述历史节目、纪录片以及其它人文节目同时，它开始以深度思想谈话节目为突破口，全面改版，创造出可称之为“阳光谈话”的思想密集型品牌节目。谈话节目的提供总量，每周高达三十小时。

《论衡》创刊之初，恰逢世界金融危机爆发。“阳光谈话”中许多独特犀利的观点，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虚拟经济是本次危机的爆发点，但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陈平认为：是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供给不足，更深沉原因，是工业文明已开始由盛而衰。对中国来说，危机从表层看是输入型的，然而根本上是内生的：中国经济的内需比例不断缩小，尤其是内需中的民需比例越来越小，相对的官耗比例和绝对数越来越大；新技术和配套体系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状况正日益恶化。世界金融危机，预示着人类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为依存的线性生产发展模式走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头，走到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关头。这也是中国变革的关头。

但是中国却面临着由中国式传统社会的后权威主义时代、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民主社会转型，以及由早中期工业文明向民主生态社会跳跃转型的多重挑战。“阳光谈话”中，大量内容涉及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火花随处可见。如：“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相当大了。这个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处于巨变的前夜。”（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持续地财富增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框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政改）一方面要靠相当强的、意识相当清醒的政治强人，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靠基层，包括党内，包括党外，包括民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

陈平的言论有浓重的改良主义色彩。他坚信人类存在着普世价值，反对将“国情”作为大棒，打杀政改探索；同时呼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认真解读中国国情。在描述中国历史时，他提出了“君主®党主®民主”的发展脉络。认为中国民主的基础薄弱，是因为缺乏基于自然人和人的价值的文化基因，缺乏基于自然人的权利和自然人的平等。一百年来，民主政体没有确立。政治团体填补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社会组织化和权力的真空阶段，无可避免。他说：“党主是民主的准备，党主时代是民主来临的必要的前提，党主也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形态的精英民主。”他赞同“在党治的体系当中，和平地迈向民治”，但坦承“这里面最难克服的，就是既得利益化”。

《论衡》中，陈平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对话《用赦免与赎买破除改革阻力》，给我留下极深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一直在酝酿实行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迄今未果。既得利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样，既得利益也是垄断企业拒绝改革的根本原因。许小年和陈平赞成赦免部分贪官的原罪，以换来廉政制度的建立；对垄断国企实行全民赎买，以换来民营化改革。许小年称其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增量改革”，是“比较现实的路径”。然而这又是充满争议的话题。陈、许二人的对话，让我在震撼之余久久陷入沉思：

    许小年：这叫做给出路，你不给出路不行。

    陈平：这就是改良。

    许小年：改良，改良。

    陈平：改良就是认。

    许小年：过去的事认了。

    陈平：认了。

    许小年：认了，过去的事划断，我们往前看，为着国家的发展，为着民族的发展，为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既承认过去的，也要看到未来的，我们希望发展，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振荡。

这样的对话，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情绪是复杂的。它没有给你简单的价值判断，它告诉你混沌的中国现实，呼唤政府的理性、执政党的理性、民众的理性，和你一起苦苦探索走出泥沼的路径。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邓小平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时期的百家争鸣、议论风生（陈平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体制改革研究者）。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危机中走入改革深水区的的中国，需要更强劲的头脑风暴。然而“盛世”的浮华正掩盖着思想的苍白。曲意逢迎的虚词，权钱共谋的谎言，遮蔽着底层的真相，淤塞着本已狭窄的言路。党治，是今天中国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但执政者应当清醒，党治的最大危险是制衡与监督的缺失。舆论垄断的恶果是自闭耳目。今天的领导者有没有诤友？能不能听到直谏？在决定一国之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知不知道民意民心何在？

中国传媒走在历史的峡谷中。政治控制、生存压力、广告依赖、利益集团的牵制……使许多媒体对理想敬而远之，规避风险，听话、赚钱。遵命的宣传，和媚俗的商业传播，奇怪地混合。在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议题面前，莫谈国事，或欲言又止。严肃的论证，活跃的探讨，自由的批评，正边缘化，乃至消失。

这是我尊敬阳光卫视、也为它在内地停止转播深感痛惜的原因。我过去认为，在中国内地的环境下，阳光卫视的发展空间较小。这种针对特定收视人群的电视频道，必须基于收费制度。而中国大陆，成熟的收费电视模式尚未建立。然而这一年我却发现，在受着权力和资本双重压力的中国传媒中，阳光卫视是一个异数。它的投资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用其它投资盈利来支撑媒体的发展。阳光卫视有抱负，有承担，它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直面中国现实，为中国难题求解，为中国顽症问方。它以异乎寻常的努力，彰显着传媒的核心价值——公共性，也出乎它自己的预期，在中国大陆获得很大反响。

中国政治不能缺少这一道阳光。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有删节（主要删去了最后一段），阳光卫视和陈平先生均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不稳定的逐利逐权的互劝“和谐”卡特尔体系社会中，太可贵。

物理中力是功的导数、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位移是速度的积分。可见其实这种导数与积分的函数关系是在宇宙中很常见的。

那么，假设人生可以被看作一个以时间t为自变量的函数f(t)，那么我们的功绩可以被看成是函数与时间轴所围的面积（就像做功那样），也就是一个定积分，即

而且，对于某一确定时刻t(t>=0)，人生的发展轨迹的方向总是确定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函数，人生发展方向（或者说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导数，即

明显的，人人生来平等，即

这样看来，其实我们的人生函数表示的是你的强悍值。就比如说一个NB人士的f(t)会很高。同样的，那些伟人的F(t)会很大。但对于我们这些常人，要想做到F(t)大（有成就），就要做到f(t)大（更强悍），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做到f’(t)大。f’(t)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的目标！

杨宪益先生去世了。10年前，戴乃迭先生已经先他而去。屈指算来，从1940年双双从牛津归国算起，两先生在翻译园地中并肩耕耘超过半个世纪。多少年背负沉重的犁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果实。从屈原到鲁迅，从戏曲到传奇，灿烂的中华文化经两先生的介绍，得以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红楼梦》，倩谁译去作奇文？个中滋味，当然惟译者能解。更何况他们不仅是犁过去，还要犁回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这“翻译家”的桂冠，它是那么好戴的？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语气平淡，人生的波澜却尽在笔底。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而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19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

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作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杨先生晚年写过很多旧体诗），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更看重那些高头讲章（不管里面有没有真学问），而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逢着一个“九”字辈的年份，不觉一代人又像雨后春笋一样，慢慢地零部件都长全了。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这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虽然儿时年年逢九，却独独没经历过上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重要的“九”字年，成熟以后的脑子里只剩下新世纪的花花世界；相似地，当我们要追溯七十年代时，就得找那些提前两代出生的人，他们对六九、七九都有个深深浅浅的理性印象。

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本名“郭路生”）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等院校。”这已是一位成熟的文化报春鸟了，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渴望性的预感，一点也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七十年代，同极左政治，同逝世之前的毛的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陈丹青甚至有些轻蔑地指称“控诉承平时代的恶”是容易的，言下之意，“怒二代”没法继承“怒一代”的记忆资本，理当老老实实练级，听取后者的叙事积累经验。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但那种坚实的快乐未对时代构成屏蔽或粉饰，它们不是阎连科所谴责的知青文学里那些“欢乐的历史记忆”。蔡翔也旁证道，“诉苦”往往是选择性的，“个人诉苦的背后有着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生存毅力上不见得强于大众，他们长于对不同的情感叙事进行药检，鉴定其中有没有多余的、异常的兴奋。

偷鸡摸狗，不劳而获，漠视乡民，知青下乡时不光彩的道德表现，让阎连科萌发了摆脱“出身农村”这一灾难性命运的决心——他的忿怒最终以知识分子气的、内省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被自己的时代劳动筋骨、折磨蹂躏，不如说被它“蒙上一层阴影”，阎连科们以暗暗发愿的方式走上立言立功之路，且不论他们此后的成就如何，这个过程足当钦佩。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并不是非得信点什么超验思想才能不虚无；一个人对不远的“殷鉴”哪怕只有一点点兴趣，也能让他的笑容坚实睿智一些。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典型韩氏的取景和对焦，既深且准，毫不留情。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路：我就冲着这一点，接过她递来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