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谢这个夜晚，能和你一起度过。
　　
　　（二）
　　话剧落幕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我承认我被震撼了，不再忸怩作态，情不自禁的跟着鼓掌。
　　
　　我从来都是个羞于展示内心情感的人，每次文艺的时候都要像个劣迹斑斑的逃犯一样小心的捂藏着自己，害怕被不相干的人窥探到心底深处潜藏的忧伤，所以面对这种撕掉任何装B的遮羞布，赤裸裸的直面内心的情感表演，我只能既羞愧又感动。
　　
　　今夜，再次一点点的回味，一点点的理解，却又一点点的迷惘，一点点的失落。每一个片段闪回都是惊悸，每一句台词浮现都是怅然。
　　
　　我梦见每个人都在对我微笑，他们都在高谈阔论谈笑风声，我却止不住的发火；我梦见绝望的压抑如芒在背，安静的走在汹涌的人群里却依然狰狞地像一只独角的野兽；我梦见心爱的女孩总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埋头看书，我怎么望也望不到她的脸；我梦见自己忍无可忍的大声咆哮，可是怎么也叫不出声音，最后终于情不自禁的醒了。
　　
　　也许我们都只能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最隐秘的感受只能和自己分享。
　　
　　（三）
　　这个忧郁而又偏执的马路，自以为他的爱情和别人不同，自以为他爱的这个女人和所有的女人不一样。他动情地吟唱着“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 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 他悲伤地呢喃着“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他固执地嘶吼着“我不会离开你，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他愤怒地咆哮着“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他就像那头敏感的图拉，总是困囿在自己的世界里绝望而又倔强地散发着青春特有的力量。
　　
　　他说，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我疯狂的爱你，我向你献媚，我向你许诺，我海誓山盟，我能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如何的爱你，我默默忍受，饮泣而眠，我高声喊叫，我声嘶力竭，我对着镜子痛骂自己！我冲进你的办公室把你推倒在地？我上大学,我读博士,当一个作家？我为你自暴自弃，从此被人怜悯？我走入精神病院，我爱你爱崩溃了，爱疯了。还是我在你窗下自杀了。
　　
　　他说，你是不同的，惟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你是纯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什么也污染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他说，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我想为你放弃一切，可我又没有什么可以放弃。
　　
　　他说，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只要有爱情。
　　
　　。。。。。。
　　
　　每一句对白都百感交集。
　　
　　也罢。
　　
　　年轻的某个时候，我们都曾经这样痴言妄语过，在爱情的漩涡里不自量力的对抗过，只是最后都软弱的败下阵来，然后淹死在那些茫茫人海里再无踪迹。就剩下这个困兽犹斗的马路，依然头破血流地矗立在舞台上，撩拨起每个人心底里最无奈的创痛。
　　
　　（四）
　　爱情不论来或者去，都总是会留下抹不去的伤痕。
　　
　　我们在爱情里时而唯唯诺诺，时而假扮清高，时而反反复复，时而佯装决绝，时而死皮赖脸，时而故作姿态。在一次次愚蠢的猜测中，却渐渐的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生活总是这样的残酷，我们总是爱着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却又被我们不爱的人所爱着。就算彼此相爱也无法可以保证天长地久，总会有人带着微笑离开，有人带着泪水挽留。
　　
　　也许爱情从来都不该如此沉重，只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轻松。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会在怎样的状态下遇到自己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我们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她就出现了，于是只好带着最大的诚意和她说再见，将遗憾永留心底，毕竟世事又岂能尽如人愿。
　　
　　对于爱情，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输给钱，容貌，地位，荣耀...我们只是输给时间。
　　
　　没有爱情的我们，只有氧气，可是却已经死了。
　　
　　（五）
　　谢幕的时候，马路的扮演者说“希望大家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坚持下去”。
　　
　　可是有谁来拯救这个忧郁而又偏执的马路？谁来拯救这个愤怒的文艺青年？我们可以走出戏外，那些还在戏中的人呢？
　　
　　面对我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你不爱我，这种世界上最无解的方程式，谁又能给出解救的钥匙？
　　
　　如果不像马路那般执着，我们都选择妥协和放弃，生活是不是更好一些？
　　
　　就像我这样，放下了，才能和你一起微笑着欣赏别人波涛汹涌的爱情戏剧？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像马路那样爱着你，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你会不会给坚持的人一个信仰爱情的机会？
　　
　　（六）
　　你们呢？是马路，还是明明，还是尘世里那些和爱情擦身而过的passenger？

阳光卫视说了什么？

钱钢

 

这是个气候无常的冬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内地许多电视观众发现，已收不到阳光卫视的节目。据悉阳光卫视经由官方渠道亚太六号卫星在内地的转播，已被有关部门中止（目前部分观众还能接收亚太三号卫星传输的讯号）。像这样一个并不直接从事新闻报道的人文类“小众”电视频道，何以遭此封杀？人们得不到确凿的信息。

我收看阳光多年。二〇〇八年，我发现了《论衡》。起初我对阳光卫视的这个谈话节目并不特别在意。看到阳光董事长陈平先生亲自开讲或主持，一时还不适应。二〇〇九年的一天，又偶然发现了《子夜》。它的一个话题称为一季，由多集构成，每集二十五分钟。逢周末，整周数小时谈话集束联播。迄今《子夜》已播出十季。这种巨型谈话节目十分罕见，其格局气魄，令我惊异。

从《论衡》到《子夜》，还有《阳光书坊》、历史节目《春秋》，我渐渐看出，阳光卫视在走一条独特的路。在继续向观众提供购自国外的历史文化类节目、自己制作的口述历史节目、纪录片以及其它人文节目同时，它开始以深度思想谈话节目为突破口，全面改版，创造出可称之为“阳光谈话”的思想密集型品牌节目。谈话节目的提供总量，每周高达三十小时。

《论衡》创刊之初，恰逢世界金融危机爆发。“阳光谈话”中许多独特犀利的观点，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虚拟经济是本次危机的爆发点，但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陈平认为：是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供给不足，更深沉原因，是工业文明已开始由盛而衰。对中国来说，危机从表层看是输入型的，然而根本上是内生的：中国经济的内需比例不断缩小，尤其是内需中的民需比例越来越小，相对的官耗比例和绝对数越来越大；新技术和配套体系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状况正日益恶化。世界金融危机，预示着人类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为依存的线性生产发展模式走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头，走到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关头。这也是中国变革的关头。

但是中国却面临着由中国式传统社会的后权威主义时代、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民主社会转型，以及由早中期工业文明向民主生态社会跳跃转型的多重挑战。“阳光谈话”中，大量内容涉及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火花随处可见。如：“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相当大了。这个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处于巨变的前夜。”（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持续地财富增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框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政改）一方面要靠相当强的、意识相当清醒的政治强人，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靠基层，包括党内，包括党外，包括民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

陈平的言论有浓重的改良主义色彩。他坚信人类存在着普世价值，反对将“国情”作为大棒，打杀政改探索；同时呼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认真解读中国国情。在描述中国历史时，他提出了“君主®党主®民主”的发展脉络。认为中国民主的基础薄弱，是因为缺乏基于自然人和人的价值的文化基因，缺乏基于自然人的权利和自然人的平等。一百年来，民主政体没有确立。政治团体填补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社会组织化和权力的真空阶段，无可避免。他说：“党主是民主的准备，党主时代是民主来临的必要的前提，党主也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形态的精英民主。”他赞同“在党治的体系当中，和平地迈向民治”，但坦承“这里面最难克服的，就是既得利益化”。

《论衡》中，陈平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对话《用赦免与赎买破除改革阻力》，给我留下极深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一直在酝酿实行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迄今未果。既得利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样，既得利益也是垄断企业拒绝改革的根本原因。许小年和陈平赞成赦免部分贪官的原罪，以换来廉政制度的建立；对垄断国企实行全民赎买，以换来民营化改革。许小年称其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是“增量改革”，是“比较现实的路径”。然而这又是充满争议的话题。陈、许二人的对话，让我在震撼之余久久陷入沉思：

    许小年：这叫做给出路，你不给出路不行。

    陈平：这就是改良。

    许小年：改良，改良。

    陈平：改良就是认。

    许小年：过去的事认了。

    陈平：认了。

    许小年：认了，过去的事划断，我们往前看，为着国家的发展，为着民族的发展，为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既承认过去的，也要看到未来的，我们希望发展，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振荡。

这样的对话，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情绪是复杂的。它没有给你简单的价值判断，它告诉你混沌的中国现实，呼唤政府的理性、执政党的理性、民众的理性，和你一起苦苦探索走出泥沼的路径。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邓小平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时期的百家争鸣、议论风生（陈平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体制改革研究者）。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危机中走入改革深水区的的中国，需要更强劲的头脑风暴。然而“盛世”的浮华正掩盖着思想的苍白。曲意逢迎的虚词，权钱共谋的谎言，遮蔽着底层的真相，淤塞着本已狭窄的言路。党治，是今天中国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但执政者应当清醒，党治的最大危险是制衡与监督的缺失。舆论垄断的恶果是自闭耳目。今天的领导者有没有诤友？能不能听到直谏？在决定一国之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知不知道民意民心何在？

中国传媒走在历史的峡谷中。政治控制、生存压力、广告依赖、利益集团的牵制……使许多媒体对理想敬而远之，规避风险，听话、赚钱。遵命的宣传，和媚俗的商业传播，奇怪地混合。在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议题面前，莫谈国事，或欲言又止。严肃的论证，活跃的探讨，自由的批评，正边缘化，乃至消失。

这是我尊敬阳光卫视、也为它在内地停止转播深感痛惜的原因。我过去认为，在中国内地的环境下，阳光卫视的发展空间较小。这种针对特定收视人群的电视频道，必须基于收费制度。而中国大陆，成熟的收费电视模式尚未建立。然而这一年我却发现，在受着权力和资本双重压力的中国传媒中，阳光卫视是一个异数。它的投资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用其它投资盈利来支撑媒体的发展。阳光卫视有抱负，有承担，它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直面中国现实，为中国难题求解，为中国顽症问方。它以异乎寻常的努力，彰显着传媒的核心价值——公共性，也出乎它自己的预期，在中国大陆获得很大反响。

中国政治不能缺少这一道阳光。

 

（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有删节（主要删去了最后一段），阳光卫视和陈平先生均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不稳定的逐利逐权的互劝“和谐”卡特尔体系社会中，太可贵。

物理中力是功的导数、加速度是速度的导数、位移是速度的积分。可见其实这种导数与积分的函数关系是在宇宙中很常见的。

那么，假设人生可以被看作一个以时间t为自变量的函数f(t)，那么我们的功绩可以被看成是函数与时间轴所围的面积（就像做功那样），也就是一个定积分，即

而且，对于某一确定时刻t(t>=0)，人生的发展轨迹的方向总是确定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函数，人生发展方向（或者说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导数，即

明显的，人人生来平等，即

这样看来，其实我们的人生函数表示的是你的强悍值。就比如说一个NB人士的f(t)会很高。同样的，那些伟人的F(t)会很大。但对于我们这些常人，要想做到F(t)大（有成就），就要做到f(t)大（更强悍），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做到f’(t)大。f’(t)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的目标！

杨宪益先生去世了。10年前，戴乃迭先生已经先他而去。屈指算来，从1940年双双从牛津归国算起，两先生在翻译园地中并肩耕耘超过半个世纪。多少年背负沉重的犁头，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果实。从屈原到鲁迅，从戏曲到传奇，灿烂的中华文化经两先生的介绍，得以为西人所知。煌煌巨著《红楼梦》，倩谁译去作奇文？个中滋味，当然惟译者能解。更何况他们不仅是犁过去，还要犁回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这“翻译家”的桂冠，它是那么好戴的？

杨先生曾给我看过他手写的一份自述，语气平淡，人生的波澜却尽在笔底。少时在天津租界读中学，青年时到英国攻读古典文学，抗战中回国任教，解放后由南京而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文革”中因与外国人交游较多，夫妻双双被北京军管会逮捕，罪名是特务，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自杀。直到1980年代，杨先生才算能够踏实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孰料关键时刻的名士精神又令他饱受折磨。

杨先生说，他这一生治学荒疏，没有搞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是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匠”而已。这番话也许不能仅仅看作是自谦。记得董乐山先生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一生笔耕，从笔尖下泻出的字数何止千万，但都是为人作嫁。难道他们都在后悔当初的选择，如俗话所说，“好牛不拉犁”吗？

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有诗人的才情（杨先生晚年写过很多旧体诗），也有能力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然而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他自己也说，“在翻译方面，我不能说毫无贡献，但翻译究竟不是学术研究”。然而，在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通过翻译实现的成就，并不亚于撰述性的大师。刘小枫纪念罗念生先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而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杨先生（还有戴先生）倾其毕生之力，让中外人士从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感受何为“美好的东西”，他们这一辈子，活得值了。

我们这个社会，更看重那些高头讲章（不管里面有没有真学问），而往往忽视翻译家的作用。例如，教育部门有个可笑的规定，翻译文学名著或学术专著不能算“科研成果”。而且，但凡从事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为这样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与可以得到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然而，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缺少了这个中介，中国文化走入不了异域，异域文化也无法与中国人结缘。它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给翻译家以应有的位置，结果就是，劣质翻译充斥于市，人的精神和人的教养得不到好的滋养，更加糟糕的是，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大量出现。后果如此严重，现状却是，很少有人愿意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来改变。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逢着一个“九”字辈的年份，不觉一代人又像雨后春笋一样，慢慢地零部件都长全了。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这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虽然儿时年年逢九，却独独没经历过上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重要的“九”字年，成熟以后的脑子里只剩下新世纪的花花世界；相似地，当我们要追溯七十年代时，就得找那些提前两代出生的人，他们对六九、七九都有个深深浅浅的理性印象。

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本名“郭路生”）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等院校。”这已是一位成熟的文化报春鸟了，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渴望性的预感，一点也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七十年代，同极左政治，同逝世之前的毛的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陈丹青甚至有些轻蔑地指称“控诉承平时代的恶”是容易的，言下之意，“怒二代”没法继承“怒一代”的记忆资本，理当老老实实练级，听取后者的叙事积累经验。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但那种坚实的快乐未对时代构成屏蔽或粉饰，它们不是阎连科所谴责的知青文学里那些“欢乐的历史记忆”。蔡翔也旁证道，“诉苦”往往是选择性的，“个人诉苦的背后有着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生存毅力上不见得强于大众，他们长于对不同的情感叙事进行药检，鉴定其中有没有多余的、异常的兴奋。

偷鸡摸狗，不劳而获，漠视乡民，知青下乡时不光彩的道德表现，让阎连科萌发了摆脱“出身农村”这一灾难性命运的决心——他的忿怒最终以知识分子气的、内省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被自己的时代劳动筋骨、折磨蹂躏，不如说被它“蒙上一层阴影”，阎连科们以暗暗发愿的方式走上立言立功之路，且不论他们此后的成就如何，这个过程足当钦佩。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并不是非得信点什么超验思想才能不虚无；一个人对不远的“殷鉴”哪怕只有一点点兴趣，也能让他的笑容坚实睿智一些。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典型韩氏的取景和对焦，既深且准，毫不留情。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路：我就冲着这一点，接过她递来的线头。

By Eben Harrell

查尔斯·达尔文1869年的相片Bettmann / Corbis

今年是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11月24日是《论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纪念日，达尔文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提出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尽管庆祝活动强调了这位英国自然学家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英国政治记者丹尼斯·休厄尔却不以为然。他在自己的新作《政治基因：达尔文观念如何改变政治》中，着重阐述了达尔文的根本观点是如何经常并且轻易地被用于险恶的政治目的。按照休厄尔的点，进化论在科学上是不可否认的，但其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却不甚清楚。

我们应不应该对达尔文的遗产进行重新评价？

二百周年纪念庆祝活动把达尔文描绘成一位徜徉在英国住宅和花园周围慈祥的老绅士，但对于他的思想在20世纪被滥用却只字不提，也没有探讨达尔文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达尔文曾经断定，在进化的道路上不同的人种所走的路程是不同的 --- 高加索白人位于种族等级的顶端，而黑人和黄种人则排名靠后。在当时的英国，[种族主义] 这种偏见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他竟然把种族等级当作科学问题提了出来。他还认为穷人在遗传上是次等的，由是让优生学找到了灵感。

译者注：优生学（eugenics）这一名称是高尔顿(Galton)在1883年的正式提出的。他创造了新词eugenics，用以表述一种以人类自觉选择来代替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

你在研究中发现，现代环境下的意外事件：校园枪击案，就留有此种扭曲思维方式的痕迹。

2007年11月，芬兰高中生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自己学校谋害了8位同胞。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愚蠢、低能者...比聪明、有主见的人生育的更快”。奥维宁的思维受到达尔文著作的哲学含义影响，于是他得出结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所有的动物是完全一样的：这种生活没有特殊意义。科伦拜惨案的杀手给出的理由也颇为相似。惨案当天，凶手之一的埃里克·哈里斯身穿“自然选择”的外套。这些例子足以证明达尔文的著作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人们的思维混乱。

译者注：“科伦拜惨案”是发生于1999年4月20日的校园枪击案。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顿城科伦拜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两名高中生埃里克·哈里斯和戴兰·柯莱伯德，持枪向校园内的师生疯狂扫射，致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之后，肇事者自杀身亡。

你认为达尔文应该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如何教育他，难道告诉他，在自然界人类是个特例？他的重大突破难道没有证明，人类与所有的动物一样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我认为，我们必须决定应该给人类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命是神圣和独特的。当我们在教育学生人类与动物拥有共同起源时，我们还必须研究人类究竟特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区别对待，并同时赋予一定的权利。

你是否担心你的观点会受到创世运动的大肆鼓吹？

科学是一个足够庞大的利益集团，它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优生学是一种不合法的科学，那么事到如今为什么还要为它担心？

因为优生学背后的思想依然存在，许多资深遗传学家都指望，未来是一个基因工程决定一切的世界。随着技术的到位，进化心理学领域也一片喧嚣，它试图认定人类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开始看到，科学家们为遗传技术辩护的理由是，可以清除人类身上某些行为缺陷。

你是原则上反对人工选择，还是认为科学家对遗传学尚未达到充分理解的地步，无法做出这些决定？

人种优化的含义是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来优化？究竟谁可以对此做出价值判断？如果完全交由科学家去做抉择，我是无法高枕无忧的。

从全面的角度来看，你是否认为达尔文是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出现的伟大灵魂人物？

进化论给人类的实际利益带来了什么？它促进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譬如说，与青霉素的发现或万维网的发明相比，我不知道为什么达尔文会占据如此崇高的地位。他受万人瞩目而身不由己是我唯一能想象到的。